前言:
天顺八年(公元1464年)正月十六日,历史上闻名遐迩的“土木堡战神”朱祁镇,正躺在病榻上,体力已经渐渐不支,病情危急,临终之际,皇帝急忙召来皇太子朱见深、司礼监掌印太监牛玉等人,亲自口授遗诏。面对这场关乎帝国未来的交接,朱祁镇的口述遗诏内容纷繁复杂,其中提到要在“他日寿终”时,与皇后合葬,同时指示惠妃也应迁至其墓地安葬。这位惠妃,便是本文要讨论的主人公——刘氏。
作为唯一一位在朱祁镇去世前就已去世的妃子,刘氏并未被安葬在皇帝的裕陵内。今天,我们就来一探这位贞顺懿恭惠妃刘氏的死后荣誉以及她最终的葬地。
展开剩余82%关于刘氏的具体背景,史料并不详尽,甚至连她的出生地、父母背景都没有清晰记载。唯一可以确认的是,刘氏的年龄似乎比英宗要大,这个细节在历史上有诸多讨论。我们唯一知道的是,在正统十四年(公元1449年)发生的土木堡之变之后,英宗被软禁,并于景泰元年(公元1450年)被迫“北狩”,在这一年中,刘氏与皇后钱氏、贵妃周氏等妃嫔被迁往南宫,陪伴太上皇帝。
时光流转至景泰八年(公元1457年),英宗成功发动政变夺回皇位,年号改为天顺元年。几个月后,英宗通过正使张軏和副使徐有贞对刘氏进行册封,尊其为敬妃。尽管刘氏并未有儿女,且年龄较大,英宗却始终宠爱她。值得注意的是,英宗与后来钟情于年长他十七岁的万贵妃的行为,似乎为父亲的宠爱设下了某种先例。
刘氏的去世发生在天顺七年(公元1463年)七月二十四日。虽然她已年老无儿,但英宗对于她的深情可见一斑。在《万历野获编》中有云:“英宗对敬妃钟情独至。”这句评语如何理解呢?或许我们可以从她葬礼的规格来窥见一二。在大明近百年的历史中,刘氏葬礼的规格可谓是空前绝后。史料显示,英宗不仅亲自为刘氏定下葬礼的流程,更因其去世而辍朝五日,并为其追封“惠妃”,赠谥号“贞顺懿恭”。这些待遇,在其他皇妃之中,几乎无可比拟。
事实上,在刘敬妃之前,明朝的妃嫔葬礼流程往往简略,甚至没有明确记载。以洪武七年(公元1374年)孙贵妃去世为例,史书记载她的葬礼并没有详细的安排。同样,永乐十八年(公元1420年)徐皇后去世后,尽管朱棣为其葬礼辍朝五日,但其葬礼流程同样不清晰。然而,刘氏去世后,英宗不仅遵循了前人的葬礼传统,更为她增设了更高规格的待遇。
刘氏的葬礼规格之高,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。除了为她辍朝五日外,英宗还亲自主持了她的谥封仪式,宣册之日,皇太子及其他王子们都亲自行礼,表达对她的尊敬。
葬礼当天,紫禁城的玄武门外,仪仗队伍严整,灵车、女乐、花旛等一应俱全。整个葬礼庄严肃穆,令人印象深刻。至此,刘氏的葬礼不仅仅是一个皇帝妃嫔的葬礼,更是明英宗对她深厚感情的体现。
刘氏葬地之谜:
根据英宗的遗诏,刘氏本应在钱皇后去世后,与英宗合葬在裕陵。但随着时间推移,这一计划未能如愿实施。成化四年(公元1468年),当钱皇后去世时,周太后与百官为其是否能够与英宗合葬发生了激烈争论。最终,经过长时间的讨论,周太后和大臣们达成了妥协,决定钱氏不能与先帝合葬,且也不享有太庙祭祀。此时,刘氏的迁葬问题似乎被暂时搁置。
关于刘氏的葬地,史料记载上存在着不同的说法。《今言》一书中提到刘氏葬于“桃山”,而另一部历史书《国朝典汇》则记载她的葬地为“绵山”,甚至《万历野获编》中的沈德符也持相同看法。事实上,桃山和绵山,指的可能是同一地区,今已确定该地在北京市昌平区的崔村镇附近。
传说中,在这个地方有一座名为“刘娘坟”的坟墓,长久以来被认为是明武宗宠幸的刘娘娘之墓。笔者认为,这座墓正是贞顺懿恭惠妃的葬地,理由有三:
其一、明武宗宠爱一位名为刘娘娘的乐伎,这位刘娘娘与刘惠妃并无直接关系,但两者名字相似,因此可能被混淆。
其二、绵山一带曾是明代皇家园茔,记录显示明仁宗的两个儿子也葬于此地。刘氏作为皇妃,其葬地应在这一范围之内。
其三、明崇祯年间,负责十三陵的太监路良参与了修缮一座名为“贞顺懿恭惠妃坟”的墓地,而这一墓地所在的地方,正是昌平区的真顺村。
结语:
尽管刘氏未能与英宗合葬,未能进入裕陵,这或许是一种遗憾。然而,当弘治十七年(公元1504年),周太后去世,皇孙明孝宗决定将她与先帝合葬时,才发现英宗与钱氏的墓室之间的通道根本没有打通。这也许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刘惠妃未能迁葬裕陵,也未必不是一件幸运之事。
不过,时光荏苒,刘惠妃的墓地多次遭遇盗掘。今天,她的墓园早已不复存在,遗址中仅剩下零散的石块和残存的记忆。她的一生,最终也如大多数帝王将相一般,化为一捧黄土,消逝于历史的长河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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